古币的供给与价格

 张化中

    一、供给定义与价格对供给的影响
    经济学对供给的定义，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价格条件下，生产者愿意并可能为市场提供商品或劳务的数量。它不是实际销售的数量，而是生产者能够提供的有效供给量。对于供给与价格的关系，经济学家们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给出了如下一条曲线：

(图略)

    这条曲线被称为“供给曲线”。图中，横轴Q表示供给量，纵轴P表示价格。该图显示，当价格从P1上升到P2时，供给量从Q1增加到Q2，曲线ss反映了供给与价格之间的正向变化关系，即在一般情况下来说，市场价格越高，供给量越大；市场价格越低，供给量越小。这是因为价格的上升可以使生产者利润增加，促使其增加产量；相反，则会减少对市场的供应量。
    以上，主要是对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与价格关系进行的定义和分析。古钱币是不可再生的物品，在这一点上，与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因此，对古钱币的供给定义及其与价格的关系，还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
    根据古钱币的不可再生性质及我国文物法的有关规定，从分析古钱币市场供给的角度上来看，古钱币的数量大体可分以下三种情况：
    （一）存世量。指历史遗留下来的古钱币的所有数量，包括世代流传和已出土的古钱币数量，以及尚未出土而将来可能出土的古钱币数量。
    （二）现有量。指世代流传和已出土的社会现有的古钱币数量，按照我国文物法规定，具体又可分为可参与市场流通的数量和不可参与市场流通的数量。如国家博物馆藏品和新出土古钱币等就不可参与市场流通。
    （三）可供量。指可参与市场流通的古钱币数量，包括民间收藏者（含投资者，下同）持有收藏的古钱币数量和非收藏者家庭传世的可提供给市场的古钱币数量。
    经济学上的供给量指的是一种流量，即是一种以一定时期来衡量的数量。为此，古钱币的可供量从参与市场流通的具体时间段上划分，还可分为可参与当期市场流通的即期可供量，以及可参与未来市场流通的远期可供给量。当期市场与未来市场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习惯上把一年作为当期市场的一个度量单位。
    对市场供给与价格关系变化有现实影响意义的是即期可供量，并由其构成市场的有效供给。即期可供量主要由收藏者退出收藏的古钱币和民间传世提供给市场的古钱币组成；远期供给量则主要由收藏者长期持有收藏的古钱币组成。两者之间是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的，即期供给量随着交易的完成可转化为远期供给量，远期供给量随着收藏者对藏品的放弃也可转化为即期供给量，两者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
    古钱币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价格是调节不了存世量的，也是调节不了既定的现有量的，古钱币的存世量和既定的现有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因价格涨落或高低而发生变化。但是，价格却可以调节古钱币的可供量，调节即期可供量和远期可供量之间的数量关系，使之呈现“供给曲线”所显示的供给与价格间的正向变化关系，即价格上涨或较高时，就可能促使一部分处于远期可供状态的古钱币迅速转化为即期可供量，增加市场的供给。如钱币收藏者持有的重复品和民间的传世品等就会加快进入市场流通，而钱币投资者的持有品一般也会逢高卖出；相反，价格下降或较低时，处于即期状态的古钱币就可能延缓出手而转化为远期供给量，使一些钱币持有者本想卖出的古钱币暂时不卖了。当然，由于价格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市场上也会有卖降不卖涨的情况，这属短期现象。
以上分析还表明，古钱币的供给与需求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价格对需求的调节作用较大，但价格对供给的调节作用却十分有限。只限于调节即期可供量与远期可供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而且价格对有效供给的调节弹性也十分低，不会像价格调节需求那样明显，这也是一般情况下古钱币价格上涨要快于普通商品价格的一个原因。
    二、影响古钱币供给的其他因素
    价格不影响古钱币既定的总供给，只影响即期供给。但影响即期供给的不只是价格一个因素，还有新出土、新发现古钱币流入市场等因素。
    一般地说，古钱币的存世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只有因损毁（古钱币属相对不易损物品）造成的微乎减少，不会有新增加。但古钱币的现有量却是一个相对变化较大的量，在一定时期内，随着出土的增加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正处于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这种情况就会更多一些。古钱币的新出土不仅会增加现有量，也会增加市场可供给量，并会直接增加市场即期可供量。
    古钱币的出土情况与青铜器、瓷器等以墓丧出土为主有所不同，其******的特点是以窖藏为主，且分散性强，随机性大。从建国以来，我国文物部门公布的古钱币出土记录情况看，古墓中大量出土殉钱的情况极少，有出土者大都几枚、十几枚、百十枚，出土上千枚者，只有零星记录；相反，窖藏钱情况就大不一样，不仅量大，而且面广，并随时都有出土的可能。以汉代五铢钱为例，墓丧殉钱出土***多的记录，是1960年河北满城一号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2043枚五铢钱，也是各类金属铸币墓丧出土数量特别多的记录；而1981年，辽宁绥中一次性出土窖藏钱1400多斤，至少在十万枚以上，其中除部分“半两”和新莽钱币外，绝大多数都是汉代五铢钱，其他窖藏古钱出土有万枚以上记录的也比比皆是。由于钱币是历史上人人皆用之物，至于像农民耕地、盖房子随时翻捡到古钱币的情况，就更不待说了。这种情况，客观上给古钱出土的文物监管造成很大困难，所以古钱出土后流入市场的机率也大。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民间保留的古钱币，随着古钱币收藏的持续升温，也在不断被发现和发掘出来而进入市场。例如唐代的“建中通宝”和“大历通宝”主要出自新疆库车、和田地区，过去考古出土极少，加之新疆与内地相隔甚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从民国时丁福宝编撰《历代古钱图说》时起，就列为稀有钱币，直到1992年至1996年期间，一些新出版的古钱币书上还标价上千元，而期间在新疆古钱币市场只要价100元，实际上20—30元就能买下一枚。据当地钱商介绍，这类钱币过去老百姓家里就不少，没人把它当回事。有了收藏，才有人下乡把它们搜集上来。其实，这种情况不仅在新疆有，在内地许多地区也大量存在，过去当废铜卖掉的古钱不计其数。
    以上两种情况都会直接影响古钱币的即期可供量，并且由于其具有较大的随机性，也相应增加了古钱币供给的不确定性，给钱币收藏、特别是给钱币收藏投资带来较大的风险性。例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像“大朝通宝”银钱、“太清丰乐”铜钱、“大明通宝”背帅钱、银贝币、乾封泉宝大铁钱等稀少钱币都有新出土、新发现而进入市场的情况，使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2005年的嘉德春拍，几枚战国银贝的价格曾拍出5000—9000元/枚，其后不久，网上和古玩店的价格只要1000—3000元/枚，******时曾卖到500—700元/枚。据一些泉家介绍，主要是近年四川一带有大量出土所致。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主要分析的是价格对供给的影响，使用了即期可供量的概念。但供给对价格的影响，则不仅是即期可供量的影响，古钱币的社会现有量也会对价格产生影响，如某些以个数记的罕见钱币，如果国家博物馆藏有几枚，虽然不会进入市场，但对市场上所剩几枚钱币的价格也会产生很大的间接影响。换言之，在同等条件下，无论馆藏，还是私藏，只要不是孤品，就无论如何也卖不过孤品的价格。
    三、古钱币的供给结构及特点
   我国古钱币品种多、遗存数量大。其品种之多，数以万计，且无法******统计，仅各种钱币书上标注的所谓“孤品”“仅见品”就达百种以上。其遗存数量之大，有时一处出土古钱币，往往不能以个数记、以斤两记，而是以吨位记之；至于民间保留的古钱币则更是数不胜数，数量之大应在全国文博机构收藏之上。古钱币的品种虽多，数量虽大，然不同品种的数量多寡却有着很大差异。所以与古钱币需求的梯形结构对应，供给也按高中低档钱币排列形成了一个梯形结构，由上往下分别为罕见、少见、常见品种等。
    从古钱币的出土情况及市场比较的结果看，不同品种的古钱币在数量多寡方面，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历史距今近的钱币要多于距今远的钱币。经济和人口不断增长的规律决定了货币发行量也是不断增加的，加之后朝毁前朝钱铸当朝钱，以及历史上就不断地出土前代“古钱”并不断地损毁等情况，一般地说，这一特点是成立的。如先秦钱币中，后期的平首布一般要多于前期的空首布；再如清代的一般钱币就要多于其前多数朝代的一般钱币等。当然，这一特点成立的前提是其他条件要大致相同。
    二是行用时间长的钱币要多于行用时间短的钱币。这是决定古钱币多寡的***主要的因素，如天然贝币、半两、五铢、开元钱等是我国历史上行用时间***长的钱币，虽然距今久远，但其多年累积遗存数量并不少于清代某朝的钱币。以天然贝币为例，从夏商之际至西东周，前后行用上千年，而且到明代云南地区还有使用，加之有相当一部分还做装饰品使用等，所以，我们今天仍能大量见到。相反，一些珍罕钱币却都是历史上行用时间***短的钱币，甚至是试铸而未行用的钱币。如北宋“靖康”钱币，从钦宗皇帝改元靖康，到徽、钦二帝被金掳往北方，前后不到一年，铸行时间极其短暂，所以相当多的北宋钱币今为常见钱币，而“靖康”钱并不多见。再如清代“祺祥”钱币，从肃顺等摄政大臣改元“祺祥”，到慈禧明令废除“祺祥”年号，前后只有六十多天，当时钱币只是试铸，尚未来得及正式行用，数量极少；虽然历史距今不长，但我们今天也很难见到。
    三是行用范围大的钱币要多于行用范围小的钱币。这是决定钱币多寡的另一个主要因素。自秦始皇后的历朝封建统治者大都集中铸币权于中央，审批式样、重量、金属配比等，实行统一的铸币政策。所以，政权统一时期的大的封建王朝，如汉唐、宋元、明清等，货币行用范围广、数量大、遗存下来的也多；而像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林立，且更替频繁，各自的货币发行范围很小，数量不多，遗存下来的也少；特别是一些农民起义政权，辖治范围有限，经济基础又很薄弱，其发行和遗存的钱币数量，就更不能和正统的封建王朝相比。因此，许多珍稀钱币也大都出自这些行用范围小的钱币之中。
    四是经济发达政权的钱币要多于经济不发达政权的钱币。一般地说，一个政权发行货币的多少与其经济规模的大小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三国时期，尽管曹魏政权长期实行实物货币政策，但其后来铸的五铢钱也不会少于吴、蜀铸的钱币，两宋钱币更是大大多于辽、金、夏的钱币，北宋元丰年间一年铸铜钱500多万贯，辽政权年铸钱则只有500贯，而其大量使用的倒不是自己铸行的钱币，而是北宋政权和前朝的钱币。从公布的内蒙地区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十次较大数量出土钱币的记录统计看，辽钱在出土钱币总量中所占比重不足1%，99%以上的钱币为宋钱和其他旧钱。当然，在用一个政权经济发展程度来判断其钱币铸行多少时，一定要注意这个政权的货币形式，如元代主要实行纸币制度，金属铸币就少，所以我们就不能反过来用今天见到的元代钱币较少的情况，来简单的判断元代的经济一定是落后的。
    五是铜钱要多于其他金属铸币，小钱要多于大钱。我国古代钱币是以铜铸币为主的，其次是铁钱，***早的铁钱是湖南、湖北等地出土的铁半两；铸行***多的朝代是两宋时期和清代咸丰时期，但相比同期的铜钱仍然要少。再其次是铅锡钱，过去一些地区出土过燕国的铅布、铅刀和铅“一化”圈钱，当属***早的铅钱，不过是否属行用钱尚需考证；铅钱铸行***多的朝代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闽楚和南汉各朝，又以南汉的“乾享重宝”小平钱为***多。至于金银铸币，则属凤毛麟角，***早的铸币为金银贝；***有名的铸币为楚国的“郢爰”等金钣和河南地区出土的大中小型银布，以及汉武帝时期的“白金三品”（文献记载为银质）；秦汉之后，也有零星出土的其他朝代的金银币，但大都不做行用钱用。
     另外，自秦汉以后，各朝代铸钱大都以小平钱为主，大钱多数是财政紧张的产物，所以小平钱要多于大钱。当然，个别时期也有特殊情况，如宋徽宗时期的“崇宁通宝”小平钱就要少于大钱，南宋时期的小平钱也普遍比大钱要少一些。
    我国古代钱币遗存情况，由于受其保留和毁损有很大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今天已无法准确的去统计数量，人们只能根据对出土记录和市场交易情况的分析，并结合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作出一个大致的判断。其中，作为钱币收藏者，绝大多数人都是根据市场交易情况，进一步说是根据价格情况对某些钱币的多寡做出判断的。应该说，这是一个正确的、也是基本的方法，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数量是决定古钱币价格的首要因素，但不是******因素，古钱包含的内在价值、需求偏好、市场炒作等因素同样影响着价格的形成。所以，简单的依靠市场价格来判断古钱币数量的多寡也是有局限性的。如齐三字刀，目前市场价格很高，但从出土情况统计和市场频繁能见到的情况看，其数量并不少。齐国是当时的大国，自管仲辅佐齐桓公时，就非常注重经济发展，其铸行的钱币理应不少。朱活先生编写的《古钱新典》中摘选了部分建国后到八十年代的钱币出土记录，涉及“齐刀”的有30多条，合计5000多枚钱币，每次出土百枚以上的情况屡见不鲜。当然，书中所摘录的只是出土记录的极小的一部分，但是从“齐刀”与同一书所载的其他钱币出土记录的情况比较看，其无疑是一个较大出土数量的范畴。而且，近年山东济南、临沂等地区仍不时有“齐刀”出土报道，一次性出土千枚以上的也有几次。总之，“齐刀”是一个存世量比较大的币种，出土情况也印证了历史上的齐国确实是一个经济和商业活动都比较发达的国家。